一篇文章

分析:哪里来的创意产业

文/志刚

今年5月的一天，我早早起来，开

车驶入京昌高速，没走多长时间，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提示，上清桥附近交通拥挤，实际情况是在上清桥之前的西三旗，车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了。在高速公路上没什么其他办法，只好在拥堵的车流中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站，发现出高速之后的道路依然拥堵，想想自己早早起来，急急忙忙地上了高速，交了通行费之后在路上享受塞车，心情真的很沮丧。终于到了北四环健翔桥，依然是拥堵的车流，我将车驶入右转车道，毫不犹豫地择道回家。

这么早起来是要去东三环CBD的中国大饭店参加北京科博会期间召开的一场"创意产业发展论坛"，想想还要驶过经常塞车的东三环，还要在所谓的CBD里耐心地寻找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停车位，也许等我赶到会场，会议已经过半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禁不住想，在这样一个车流拥堵的城市里谈所谓的创意产业，实在是没有创意的事情。

那次研讨会有来自英国的研究创意产业的专家约翰·霍金斯，有来自北京、上海的政府官员，有企业家，也有艺术家。我想参加研讨会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应该发展创意产业，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因堵车而半路回家的我对此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发展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最新战略，尽管这里交通拥挤、房价高启，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目前全球创意产业榜样城市是英国伦敦，1998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就对创意产业做了如下定义：这是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的活动，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这些活动可以创造财富，促进就业。他们将广告、艺术品与古董、时装设计、电影与录像、互动休闲软件、音乐、出版、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视与广播等13个产业部门划在创意产业内。有数据显示，2001年，伦敦创意产业的总产出为210亿英镑，仅次于商业服务业的320亿英镑。如今这里不仅仅是全球金融中心，还是全球创意产业中心。

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理查德·弗罗里达的研究，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但在创意人才集聚的地方，往往会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障碍：一是住房消费上升。30年前，美国加州圣迭戈附近的大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海滨住宅是吸引顶尖科学和教育人才的砝码，而今，很难想像一位年轻的教授或者科技人员能住得起那里的房子。在美国，60％的民众拥有自己的居所，但是在旧金山或者圣迭戈，住房拥有率却徘徊在25%~30%。另一个问题是交通阻塞。在美国，年度平均交通延误方面洛杉矶排在首位，有93小时，其次是旧金山73小时、华盛顿67小时，波士顿54小时。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路上，不仅仅时间浪费，还有心情的焦虑、烦躁，甚至沮丧。第三是倍感压力的社会。创意工作进入状态需要时间，而一旦被打扰就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密度效应和自发交流是创意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社区环境过于复杂往往会适得其反。

对于上海、北京来说，在尚未成为创意产业中心时，住房和交通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这里有政府不断打压却总在上涨的房价，有类似停车场般的环城公路，这些城市的中产阶层普遍对未来缺乏安全感。

在全球产业转移的今天，发达国家通过外包等方式将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逐渐向海外市场转移，也许那些在发达工业国家消失的蓝领工种基本上都转移到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但是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未来美国的竞争者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而是瑞典、芬兰、爱尔兰、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他开发了用来衡量国家创意竞争力的全球创意指数（CGI），从技术、人才和社会宽容度3个方面来衡量国家之间的创意竞争力，其中瑞典排名第1，美国在日本和芬兰之后，排名第4，而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名第36和41。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这个名次和结论是不是过于悲观呢？不过，实事求是一点也许会更好一些，真正的创意竞争力需要的是活跃的创新氛围、良好的技术和人力资源，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或许，对于北京和上海来说，与其规划出一堆的创意产业园区，还不如做些更实在的事情，比如让房价保持合理的水平，让交通尽快能够畅通，这些才能真正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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